吴继宏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，大学的时候几乎她主持的《飞一般音乐空间》每一期我都会收听，下面一些文章是我以前搜集的，发出来大家共同欣赏。（已得到吴继宏的许可，让我帮发现错别字，呵呵。）
吴继宏作品选载（四）
《无题 2003.01.12 文/到处吃的女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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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进校门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是借读生。
我们的来源有两种，一是父母刚从广阔天地归来，没有什么门路，小孩子户口仍然挂在农村。还有就是不想再吃种地之苦的农民，带了家小投奔城里亲戚，勉强找一份木工活，租一间小屋。户口当然没有，全家吃高价粮。这两种人家的孩子，到了读书的年纪，一样要送进学校。因为父母忙于生计，常常疏于照料，而他们粗朴的外衣和呛人的方言，又常常令其他同学自然有了优越感。借读生因此多半成绩不好，或桀骜或孤僻，成为老师头痛的族群。
第一天上学，我紧紧捏住他*的衣角。其他同学围着一个小铅桶汲水擦抹桌椅，想来是从幼儿园养成的良好习惯，我死活不肯，一定要妈妈陪我到校门口的水龙头那里。妈妈给我擦干净桌子，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，多看看别的小朋友怎么上课。她在邻省的小县城里争取到一份用板车运送橡胶的工作，还要赶回去。
我坐在乌黑的课桌后面，一动不动，心中惶恐。在外婆家我已识字过百，爸爸托着我练字的作业簿呈请校方过目，班主任很满意。（那是个秀丽而多病的年轻女老师，学生中两名医生子弟是她心爱，她们第一批入队，并被任命为中队干部。）然而第一课学拼音。一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。
别人翻书我也跟着翻书。别人掀开文具盒我也照着擎出铅笔，在本子上涂划。很快我带着第一次小测验的成绩回家。父母简直不能相信，这个亲友中常被交口称赞的小女孩竟然只得了七十八分。他们匆匆赶到学校，瘦小的数学老师挑出我的考卷，前半张没什么错处，后半张一片空白。
“你为什么不把卷子答完？”
我不知道。完全是茫然的，我甚至没有测验这个概念，不懂得卷子要写完这是一个常识。而老师说了不要看别的小朋友。没有了参照系，我只好自己做主，过完这一堂课。一定是算到一半别的事分去了我的神，糊里糊涂，下课了，小组长就手收去我的卷子。爸爸妈妈放心了，他们的女儿没有变笨。而以后我的数学都是一百多分。
满分是一百，然后老师会留一些附加题，最多可以得到一百二十分。附加题难一点，或超过目前的教学进度，或超出这一阶段教学大纲。小孩子的世故在这时候也许就能看出来了。有成绩很好，却不肯越雷池一步的，因为他觉得，超出大纲一定不会在以后区里统考的卷子中出现，那就没有必要去做。得回一百分就好了。而我常常不耐烦前面如例题一般的格式化拆解，喜欢在后面自出机杼。前面的卷子我是得不到满分的。后面我赚足二十分。
一直到小学毕业，我都是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学生。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受不了我们的吵闹，丢出一道五六年级也未必做得出来的思考题。大家算来算去算不出来，果然安静了。我在草稿纸上划了十几分钟，兴奋地大叫：“我做出来啦！”老师气死了。虎着脸她听完我的答案，回身教训先前帮着她申斥我的同学：“你们不要嫌人家大声，人家做对了高兴，你们还做不出来！”后来才知道，我的解法简洁又有效，比方程式代入还好。
（上中学之后，我讨厌代数的繁琐，借口骨折，半个学期不听课不写作业，数学从此荒废。但是高中面对一道令所有同学却步的立体几何，我终于率先突围。数学老师是上海人，干练短发纹丝不乱根根直刺进眼睛里，金丝眼镜细细巧巧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她的格言是“严谨”，口头禅是“摸《精编》（一套浙江出版，颇受各校老师青睐的理科辅导丛书）”，很不喜欢我，却收藏了我做的一套教具。红色有机玻璃锯出十二片，粘成两根方棍，验证立方体体积运算规则。老师布置每人做一个教具当做作业，我想了一个白天，做了一个晚上。大多数同学都是随意用纸糊糊，草草交差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）
第一年我品学兼优，数学竞赛第一名，又是三好学生。全校表彰大会老师推我上台。前面的学生鱼贯走出台口，挺出小胸脯让教导主任别一朵红花。我无所事事越过去，被她拉扯回来，定睛一看是我，面露讶异神情：“是你？”她记得我是借读生。“哦，我应该给你两朵。”她仿佛很高兴。
那次我带两张奖状回家。也是我最后的辉煌。很快我变成最调皮捣蛋的学生，老师眼不见为净，调我去后排就座。我索性自暴自弃，整天和一班捣蛋鬼厮混。
我的借读身份，因为藏得太久，一般同学也看不出来。然而心里潜伏的自卑，让我常常亲近那些后来的同类。沈茜就是其中之一。
她家住在一条小巷里，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。五月的时候，榴花初绽，光滑的？吐出红色的花朵，小小的一束，像皱纹纸折出来的一样。她家对面的楼上，正住着我后来初中时最好的朋友。
六年级的时候，外国语学校提前招生，千余初试名额分到各小学。我在二楼楼梯旁的空地上和同学玩儿，年轻英俊的副校长走过来，面带微笑说你去考试呀，要好好考。他不像我的班主任。那是一位四十多岁的，严厉的北方人。
那年开学，我因为外公的八十大寿回校晚了几天，教室里竟然已经没有我的座位。关系好的同学悄悄告诉我，老师说你转学了，不回来了。我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搬了一张其重无比的大课桌，支在最后一排靠门的地方。以后打乒乓球，全靠我在下课前几分钟翘课去抢台子。
过了几天班主任和我谈心，表示了她对我深深的忧虑：“我听你以前的老师说起过你。你真是，华而不实。”这个成语我初次听到，还得拜这位老师所赐。当时不名所以，只是暗暗记了下来。
后来她对我还不赖。举着我早自习匆匆涂抹的作文告诉同学，这样才是好文章。家长会的时候，我妈觉得这么一说显得她特别诚恳。然而当面她不常夸我。
第一轮笔试地点在四中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看见几个别着十中校徽的女学生。三年后，我考进了那所学校。
语文考得很烂。然而数学我得了高分。许多人得零蛋的五道应用题，我全答对了。我从小就喜欢的题目终于也给我争了一回气。我要和班上一个口吃的男孩去参加口试。
班主任非常高兴。因为我要是考过了，接下来就不用来上课了，这对本班的安定团结将具有重大意义。而我又是这么伶牙俐齿。二年级就是班上的“故事大王”。人之将去，其言也善。她对我前所未有地和颜悦色起来。
（几乎同样的情景，后来在高中时又再现。文理分科前，班主任风闻我要去文科班，欣喜若狂，史无前例地在楼梯口叫住我，陪我一道上楼，叫我以后要好好学习。我没讨过什么老师的欢心，这是我大学毕业多年后才想明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那零星几个喜欢我的老师，让我相信人的真心。）
外国语学校的环型煤渣跑道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，我觉得豪华极了。趁所有考生都在临阵磨枪小声咕哝他们学过的外语，我绕着跑道逛了半圈。
考试在一栋教学楼的若干个房间，考生孤身闯入，考完一课，老师会指点你下一间要去的地方。不知道这复杂的办法是谁想出来的。两百二十个学生挑出最后的一百一十个。
主要内容是朗读和模仿。我不专心的习惯又出现了。我不太在意老师让我模仿的内容，也不乐意照样念出来。最关键的，很多小学已经开设的外语课，我们学校还没设置。即便如此，我相信，我迅捷的反应还是颇得几位考官欣赏的。问什么我都能搭上腔，一开口，一脸笑。（一说话就笑是我从小改不了的习惯，也让我吃了很多亏。老师批评完之后让我做保证，我一笑，他就觉得我没诚心，加倍生气，处罚也加重。）
楼上楼下跑一圈我回到出发点，监考老师惊讶说这么快！就你最利索，一定考得不错！我爸妈从人群中把我牵出来，说他们看见有一个家长模样的人把一个号码交给一个老师模样的人。“爸爸妈妈没有什么路子，也不认得什么人，”他们拍拍我，“回去吧。”
不过我想这不能怪他们。我也压根儿没想到考前应该有点儿准备，比如问问口试考什么呀，考试时候再专心一点。从小大家都叫我努力读书以后考南师附中，外国语学校的重要性没人说过。我几乎是无知地失去了改变我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。
班主任觉得这简直是灾难。我又回来了，那个口吃的男生却被录取了。“你呀，关键时候还是不行，”想了想，她突然很气绥，“真想不到！”
我是真无所谓。这一年升学开始学区划片，我分到二十九中。南师附中和十中，全部成为泡影。悄悄喜欢了好几年的小男生，因为住得好，可以考南师，我为他高兴。另一个可以跟他继续同学的女孩，是班上的文体明星。三年后我去南师附中打听他们两个的下落，没有什么结果。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，是因为他出席从前同学的葬礼。可能是父母离婚和早恋失败的双重打击，小樊选择了自杀。
“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几个小学毕业之后一直都关系很好，都有联系。”
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和他和小樊同是美术班的学生，每年放假发下电影票我们三个都坐在一起，小樊家里的书多极了我跟他借过好多，但是青春期我放弃了和很多男生的交往，小樊去世也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……
考进二十九中，我们最后一次回学校拿成绩单、录取通知书，兼向老师告别。学校门口窄窄的柏油马路，灰尘太多由青变白。我记得班上最得老师欢心的小方偶尔会和我在校门口邂逅，他拥有这个年纪的我们不具备的沉稳，却又很腼腆，像个小书生。白净的脸庞，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，数学卷子做完后老师直接粘在墙上当作标准答案。高中高分考进南师附中，大学念清华。快毕业那年，帮家里收衣服，从六楼栽下来。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没事儿。回家，当夜就不行了。
（另一个去世的同学，是我初中同桌，一口雪白的牙齿，脾气很好。被不知是摩托还是汽车，撞去阴间。）
从校门进去，右手一间小坯子充作门卫，左手是我开学第一天就认识的水龙头。两丛灌木圈出两个小花圃，右边那个是我们班的包干区，我常常带领小组里的同学把它扫得尘土飞扬。冬天打扫包干区是件美差，可以借机不去做早操，还能听我解说前一天晚上播放的港剧。大操场边上，教学楼到厕所那条路，有一段时间也归我们扫，大家一边磨洋工一边看别人出早操，两重天的快乐对比，让大家下手更轻快。灌木上寄生的黏黏虫，是我们吓唬女生的法宝。
大教学楼只有两层，每一间光线好像都很昏暗。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在最边上，门口就是楼梯，却很少有同学会想着上楼看看。二三年级我们越过大操场搬进一间平房，下课后玩起沙坑双杠来格外方便。我渐渐练得单手抓杠荡过整条云梯。
我很害怕再往后搬到后面一间大房间，那是上室内体育课的地方，也有一段时间充作大教室。我坐在那儿参加过查字典比赛，桌肚里一堆呕吐物让我恶心极了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没有获奖的比赛：因为当时我还不会查字典。老师不知道她这个尖子生这么不长进，我也没敢说。
后来我终于成为全班查字典最厉害的人。
四年级我们回归主流，搬到大教学楼二层。年轻秀丽多病的班主任终于离开了我们。她请病假的日子很多，代课老师常常要接管我们一段时间。等她回来之后，她会清算她不在的时候有谁犯上作乱，不用旁人揭发我就自觉地站起来。教室里四处零落站着人，她喜欢这样结束她回来的第一节课。也有站的人挺多的时候。现在想想那景象真是很壮观。
她调走以后班主任开始不固定，那也无所谓，因为每个老师都会很快认识我。开始赞赏我思维的敏捷，继而为我上课说话大为恼火，无论苦口婆心还是电闪雷鸣，我都无动于衷，终于失去他们的欢心。也许最初他们都在想：这么优秀的学生怎么竟然只是个小队长？后来他们都说，“让她继续做她的小队长吧。”
从二楼俯瞰大操场，的确可以说龙腾虎跃，下课后的小学生拼了命地玩儿，上厕所都以参加五十米赛跑的劲头狂奔。另外一件证明我童年时相当无知的事情，就发生在大操场上。
可能人在小时候柔韧性都很好。双腿直直并拢后，我是可以轻松以掌心触地的。单杠我敢荡到几乎和地面平行。不过不敢翻跟斗，因为双杠上跌下来一次，险些脑震荡。体操队或者跳水队到学校里挑苗子，老师也会派我和文体明星一起去。
学校里组建田径队，老师先是召了我。可惜我根本不懂去了该干什么。穿着裙子玩一会儿单杠打一会儿乒乓球，叫我跑步我也不卖力气。老师说那你回去吧。隔了好多年我才想到，我本来可以更擅长运动的。
很难加入的航模兴趣小组和美术兴趣小组，老师也都对我宠爱有加。但是我全都没坚持下去。经常是活动时间，我正准备去一个泥塘边上和一群同学打滚。我也犹豫过。还是野去了。
我现在还是可以清晰地背出十二张水泥乒乓球台的编号和准确方位。在我最大展宏图的岁月，一球定胜负我可以连庄十几个人。下午放学，如何在清场后潜回学校是我们的一大课题。小操场边上的一道矮墙成为我们的突破口。紧邻着它的，是六、七号台。
奇妙的是，高中时同一方位的一道墙，同样成为我们迟到晚归的必经之路。有一天体育课，我们到前门买烤山芋，我那个焦得太厉害请摊主换一个。老太婆收完钱了死也不肯。一怒之下，山芋照她的脸扔过去。然后我跑掉了。
老太婆彻底愤怒了，守在前门，等我理论。我早猜到，从后墙翻进去，没事人一样照样在校园里逛。同学关心地问我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她没抓住你跟你拼命？我得意地笑。
我的借读身份也是在这一年终止的。学校告诉我父母，借读生不能考重点中学，这个小孩要可惜了。此前，妈妈从橡胶工人奋战成马路小贩，又在外公平反之后调到小学里教书。因为长期乏人照料，每到春秋二季，我咳嗽不止，成为课堂公害。我妈发狠把我接到她身边。
从屋前的青石板路走到城关小学，要花不少时间，所以我们朝飞暮卷，一般中午不回家。我妈教音乐和数学，经常是踩完风琴回办公室抱上长尺子又冲回去。学校只一排瓦房，也没有围墙，一片泥土地整整平就开始上体育课，学生都还会干农活。我妈喜欢教学生唱最近电视里的主题歌，比如《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》或《华山论剑》什么的。学生特别高兴。
老师清贫，课间出售膨化食品给学生，以补津贴之不足。我去玩儿，他们就免费请我吃。整个学校只有两书架的藏书，我借了隋唐和春秋的历史故事回去看，从此中国历史这两段成为我最熟悉的部分。还借了一本小男孩的历险故事。后来忘了还。
学校去琅琊山春游我也跟着去，长长一条队伍缓缓攀上山路，我的蓝色运动服上两条白杠，十分耀眼。清清溪水边我们前前后后地跑，我的劣根性又发作，一棱石块砸在全班最活跃的男孩头上。他看在我妈的面子上忍了。那年我们一样年纪。他的宽容，我到今天都做不到。
差不多咳嗽好了我被送回南京。父母加紧四处打点。当时的政策是，有一个人来南京，就得有一个人去滁县。我弟弟也快要上学了，为了我们姐弟，我妈宁可以老师身份与一个工人对调。然后她就到了她现在的这个工厂。
厂里对她很好，冬天特地分给她一个电暖器取暖。每年生日都有奶油蛋糕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厂里派她去相对轻松的库房工作，顶头上司是一个跛脚的精壮汉子，很仗义。外公去世那天，电报打到家里，我去厂里找我妈。刚好是午饭时分，她正和同事开心地聊天，说今天菜打得好还特意加了个荷包蛋。看到我哭丧的样子，她一下就明白了，哭着扔下饭盒，直接去了火车站。后来是谁吃了那个荷包蛋？我一直很想知道。
二十世纪的工厂，逃脱不了衰落的命运。四十刚出头我妈就“内退”了，一个月回厂拿一次工资报销一次医药费。后来工资改存进银行卡。至于医药费，97年的，现在还在会计桌上排着队。
不再是借读生了，不再有同情或惊讶的目光。上中学以后，我接触到一个新的族类，“教工子弟”。稍好的学校，考起来都有一点难，老师的孩子，通融通融也就进来了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，难免不平衡；而这帮家伙又以成绩差居多，所以我们说起他们，竟然常常语带讥诮了。
后来因为感念老师们废寝忘食教我们读书，终于后悔当日的浅狭。而我的后悔，比别人都沉。我才从二等公民的身份开脱出来，就立刻站到人丛中，尽显刁民本色。划分等级的人们，你们太智慧了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劣根性，必欲踩踏他人，方可彰显自己身份之高贵。
最后一次在小学校园里，并没有今天这样的伤感，因为我的一篇作文还封在走廊的橱窗里，未曾去除。临走时老师送到门外，看到门房里的油印机器，我无限向往地想，以前老想去那儿偷卷子，都毕业了也没干成。我们相信，老师们为了保险起见，每次印的卷子，一定超过学生总数，去偷的话，一定不会因为考试时少一张卷子而东窗事发。
其实以我的成绩，并不需要这样费心。倒是后来初中时，年级里一批学生聚众偷试卷，波及甚广，轰动全校。
那时我已经是个好人了。不会再想做这样的事。
